中日是东亚最重要的邻居，有着上千年的交往史。在漫长的岁月中，日本是中国文明的学生，而且是最好的学生。中国古代文明许多重要内容得以保存，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像日本这样的学生。礼失求诸野。古老的中国应该庆幸。

到了近代，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，世界市场逐步一体化，中日两国都面临西方的挑战。中国在经历了漫长的犹豫之后以自己的方式回应西方，步履艰难。而日本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应西方，转身向西，脱亚入欧，发誓在远东建设一个“西方式”的国家。应该承认，经过几十年的努力，日本做到了，至1900年义和团战争，日本就成为世界大国俱乐部的一个重要成员，而此时的中国，却沦为被大国俱乐部处分的对象。

日本之所以在短短几十年发生跨越式的发展，除了日本转身向西，与世界一流大国和舟共济坦诚交往认同世界主流价值“通大道”外，还应该承认日本最好地继承了中国文明中的智慧。在过往岁月中，日本对中国文明进行认真的研究，对中国也进行了周密考察，尤其是对中国人并不屑的智慧比如《孙子兵法》，比如三国智慧，比如权谋，比如诈术等，中国人只是一般性地说说，并不信以为真，中国遵循孔子的教导，君子坦荡荡，不屑于阴谋，不屑于诡计，更不屑于诈术。日本则不然，或许是因为岛国生存的特殊忧患意识，日本对这些东西吃得很透，深入骨髓。

既通“大道”，又精小计，这是日本在近代成功的关键。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，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在每次重大交涉的时间的选择上，日本绝对不是听之任之随波逐流，总是牢牢把握先机，甚至不惜以小计刁难、发难。

中日近代交涉第一次出故障，应该是1876年的《江华条约》，日本利用清政府刚刚萌生的外交孤立主义，曲解清政府宣布的“番国自主”原则，与朝鲜构建了另外一种关系，挑战中国在亚洲的盟主地位。必须承认，日本在这一次交涉中得逞，中朝宗藩关系因日本搅局面临转型。

中国拥有第一流的人才和智慧，日本的挑战使中国人看到先前宗藩关系不可持续。此后，李鸿章那一代中国外交家为建构一个稳固的东北亚环境，将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等引进朝鲜，用“大国均势”抵消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独占，维持东北亚和平。1882年5月22日，在中国帮助下，《美朝通商修好条约》签字。此后不到两个月，朝鲜分别与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俄国、意大利的签订相同条约，一个全新的“大国均势”基本成型，日本对朝鲜的独占完全破局。

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主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丁忧回籍守孝。日本人在朝鲜策划了一场兵变，杀害主导构建大国均势的朝鲜实际领导人闵妃，使刚刚成型的东北亚大国均势破局，东北亚由群雄逐鹿变成了中日对峙，由此注定12年后的甲午战争。日本在李鸿章丁忧这个准确时间点达到了一个准确目标。

1894年，慈禧太后六十岁大寿。从朝廷立场看，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就是大清王朝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事情，因此进入1894年，就是“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年”，中国所有的事情都必将围绕在这件事情转。

然而就在这样的时间点，日本利用朝鲜内部出现的小问题大肆发难，清政府为了荣誉为了内部稳定，情报、决策、兵力布局调度、后勤保障，甚至国际沟通等，一律跟不上。清廷当时不能为了对付日本宣布中止，暂停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，那样的话，清廷必内乱。中国就在那种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左右应对，日本却利用了这个机会猛攻。战争的结局从开始就已注定。那是中国历史的根本转折。

此后，1914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中国在经历了“二次革命”之后，国内严重分裂，在参战还是不参战问题上争论不休，就在这个混乱时期，日本义无反顾宣布参战。但它并没有立即出兵欧洲，而是发兵中国，抢占山东，从德国人手里夺取全部权益。这件事是现代中国的巨大转折，此后的外交失败、五四运动均与此关联。

1915年，日本为了让中国政府确认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，利用袁世凯萌发的帝制野心，提出灭亡中国的“二十一条”。“二十一条”的关键不在山东，而是日本对满洲、蒙古权益的诉求。此时的中国，内政分裂，根本无法寻求共识，无法凝聚共同抵抗的力量。

经过十几年的混乱、重组，蒋介石在1928年大致统一了关内。然而就在这个时间点，日本策划皇姑屯事件，炸死张作霖，其目的众说纷纭。但从大历史观察，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清晰。

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，日本总是能巧妙利用时间点实现自己的侵略、扩张目标。这些时间点或是中国发展关键期，或是中国困难时，或是中国格外重视的节点。

日本的这些做法对中国有极大的伤害，也非君子所为。但是从历史教训说，中国要提防尽量不能给对手留下可攻击的目标。中国在坦荡荡的同时，也应该适度注意“小计”。这或许应该引起中国人的警惕，不要再以“倭人”视日本，更不能阿Q一样蔑称“小日本”。

好在当今中国已经非昔日可比，何况小伎俩终究不敌天下大势。面对今天日本的再次发难，中国完全有能力应对。